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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神探”崔道植之子 理解父親不是一瞬間的事

  • 來源:互聯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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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2019-06-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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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崔道植與愛人金玉伊。

  2017年,崔英濱(左一)獲得全國優秀人民警察稱號。

  崔道植全家福。前排為崔道植與愛人金玉伊,后排從左至右分別為崔道植大兒子、二兒子和三兒子崔英濱。A10-A11版圖片(除署名外)/受訪者供圖

  養老公寓內,崔道植正在進行槍彈痕跡檢驗。新京報記者 姜慧梓 攝

  崔道植(左一)在法國參加學術交流。

  中國人的父子關系,總是帶著一些霸道的占有,深厚又時常沉默,甚至還埋藏了一些經年難解的心結。黑格爾認為,父子相處的歷程是兩個人精神成長的歷程,是認知不斷迭代升級的過程。

  作為崔道植最小的兒子,崔英濱成長歲月里的困惑、不解、沖撞與順從,既沒有他的父親協助偵破1997中國刑偵一號案白寶山案轟動,也沒有檢驗7000余件痕跡物證無一錯案驚人,但這些最終竟神奇地指向了同一個方向——“我漸漸成為了你”。

  不是在實驗室,就是在現場

  如果時間倒回到崔英濱的童年,父親的形象除了能喚起紅燒肉和燒茄子兩道父親拿手菜的香氣,其余便是模糊的了。

  “他那個時候很忙,后來我計算過,一年365天,父親大概有200多天都在外面。”在崔英濱彼時的記憶里,父親是別人口中屢建奇功的國寶級痕跡檢驗專家,中國刑事技術的“定海神針”,公安部特邀刑偵專家,卻唯獨不像一個父親,不是兒子眼中無所不能的超人英雄。

  1981年,黑龍江省牡丹江市發生命案。彼時,DNA技術還未面世,指甲鑒定在我國刑事技術領域仍是一片空白,法醫在死者腹部發現的一小截指甲對破案幾乎毫無用處。

  “指甲能成為鑒定證據嗎?”崔道植迅速建立課題,開展研究。他收集了黑龍江省警校4個班共200名學生,每隔20天剪下的指甲,觀察這些指甲從開始提取到一年半以后的高低線條排列。崔道植發現,不同年齡階段指甲的特征和穩定性不同,發案以后越早提取指甲越有利于認定犯罪分子。不到兩年,“人的指甲的同一認定”研究成果出爐,填補了我國刑事技術領域的又一空白。

  兩年,對一個重磅研究成果來說,并不算長。但像鋁箔膠片痕跡檢驗、痕跡圖像處理系統、槍彈痕跡自動識別系統、指甲同一認定、牙痕同一認定,這樣的重磅研究成果卻幾乎占據了崔道植64年職業生涯的全部時間。“他不是在實驗室,就是在現場”,對崔英濱來講,他的父親大多數時候是缺席的。

  “有一次去辦公室找我爸,已經連著好幾天沒見他了。”辦公室沒人,崔英濱順著燈光,七拐八拐地在地下實驗室看到了父親,當時的場面把7歲的崔英濱嚇壞了,“我看見我爸和法醫黃大爺正對著一具死者尸體來回比劃”,他嚇得哭了起來,大喊“你們是‘殺人犯’”。

  這是父親的職業給崔英濱童年留下的唯一有畫面的記憶。“我常常好多天看不到他,就跟我母親在一起,那時候我是有些不理解他的”。

  但“刑事案件不知道什么時候會發生”,崔道植必須時刻準備著,隨時出現在現場。

  為什么沒日沒夜地工作?

  崔道植22歲從部隊轉業到黑龍江省公安廳,后被選送到第一人民警察干部學校學習痕跡檢驗,成了國家第一代刑事技術警察,并且是當時黑龍江省公安廳唯一的刑偵技術人員。

  工作量大,又格外需要責任心和時間。痕跡檢驗包括手印、足跡、破壞工具痕跡、槍彈痕跡及特殊痕跡五部分。一般的痕跡在2mm左右,檢驗一個彈頭要在顯微鏡下看4-6個小時。

  隨著技術發展,DNA檢測等技術手段開始應用于刑事偵查。崔道植是先進技術的推崇者,“必須時刻注意新技術的發展,幫助痕跡檢驗”。

  但技術手段終究只是輔助,痕檢需要的是經驗和反復勘查、研究,“必須人到現場就位,認真、細致、嚴密地對現場所有可能留下痕跡的地方進行勘查,絕對不能遺漏”。

  1992年崔道植升任黑龍江省公安廳刑事技術處處長,行政事務多了起來。為了保證痕檢工作不受影響,他的辦公室門上常常會貼著紙條廣而告之,“我在xxx房間”,這個房間往往就是痕檢實驗室。“發現和研究都需要大量時間,不知道什么是節假日,那時也不懂得陪伴。”崔道植說。

  崔英濱也不懂父親,“為什么要這樣沒日沒夜地工作?”

  掀開崔道植的衣袖,手上一道深淺不一的刀疤或許就是答案,那是小時候被地主砍傷的。

  崔道植是朝鮮族,1934年出生于吉林省梅河口,一個叫“三八大”的村莊,時值日寇鐵蹄踐踏、三座大山壓迫,他6歲就成了孤兒,在村里資助下才讀完了小學和初中,轉業后又在單位的支持下學習了痕檢,走上了技術人員的道路。

  “工作以后,我就總想著要報恩,想把全部的時間和精力都給我熱愛的工作和國家。”崔道植說。

  “沒有父親我不會選這份工作”

  1997中國刑偵一號案白寶山案發生時,崔道植已經63歲。北京、新疆兩地現場遺留的彈殼是唯一有價值的線索。根據當時的鑒定結果,認定北京彈殼來自“八一式自動步槍”,而新疆是“五六式半自動步槍”,兩地的連環槍擊案無法并案。可是,沒有人敢為這個結果“打包票”。

  崔道植被請到了新疆。16枚彈頭,64次比對,40余枚彈殼,崔道植在顯微鏡下觀察不到2mm的槍彈痕跡三天兩夜,終于得出“都是八一自動步槍,建議新疆北京并案處理”的結論。

  這個“拍著胸脯”給出的結論直接幫助偵查人員偵破了1997中國刑偵一號案白寶山案。崔道植采用的鑒別手法成為槍彈痕跡鑒定的教科書式案例。

  他的學生說,崔老是痕檢大師,就在于他能把很多人不確定的結果確定。“是”與“不是”的認定,甚至決定著一個人的生死。

  白寶山案的第二年,崔英濱從部隊轉業,成了一名刑事技術警察。在別人眼里,子承父業、傳承衣缽,無比完美。而對崔英濱來說,卻更像是一個被動決定,“沒有父親我不會選擇這份工作”。

  2000年,某地發生兩起持獵槍搶劫案。在當時,獵槍案件的研究偏屬地化,彈頭彈殼的比對十分困難。這是崔英濱職業生涯里遇到的第一個無法破解的難題。

  他找到崔道植,“那是我們倆溝通最多的一段時間,差不多大半年時間里,我每天都會跟他討論,匯報檢驗的進展,聽取他的意見。”在崔道植的指導下,崔英濱和同事對當時國內全部獵槍生產廠家進行調研,所有槍種槍支打驗、分類,形成了一份覆蓋全國的綜合數據研究報告,并在公安部立項。

  開始親近起來的父子關系在兩年后再一次降溫。2002年,崔英濱通過公開競聘,升任哈爾濱市公安局刑事技術支隊副中隊長。

  工作上的第一個進步卻被崔道植打了叉,他找到崔英濱的領導,“我的兒子不適合做領導,他的精力應該放在痕檢業務上。”崔英濱不明白父親為什么這么做,“太生氣了,我爸卻只說年輕人應該把本職工作干好”。

  對于父親的很多決定,崔英濱一度無法理解。“家里人的一切要求,包括合理的,全都免談,更別說工作調整了,每次提起都會被駁斥,后來我們哥仨都習慣了,也就不再提了”。

  理解父親,“不是一瞬間的事”

  全國優秀人民警察、哈爾濱市勞模、哈爾濱市十大工匠,先后榮立個人三等功二次,二等功一次,從事刑事技術工作20年,崔英濱獲得的榮譽并不少,但他仍然很難形容自己究竟學到了父親的幾成功力,“只能說除了特別疑難的問題,多數痕檢我都能完成”。

  崔英濱職業生涯檢驗7000余件痕跡物證,無一錯案。在父親的完美履歷下,崔英濱常常被拿來比較,不敢有丁點閃失,怕辱沒了父親多年積攢下的名譽。

  這種比較是不能避免的。苗建茁是哈爾濱市公安局刑事技術支隊政委,與崔家父子相識多年。“老爺子很倔,說話直來直去,從來沒有多余的話,這一點英濱很像他父親,有軍人氣魄,說干就干”。

  痕跡檢驗是個“蹲著干”的活,為了看清現場痕跡,痕檢人員需要蹲著、趴著、躺著、蜷縮著,用各種姿勢完成勘查,有時還需要真槍實彈地還原現場。在這一點上,85歲的崔道植沒有退縮過,崔英濱更不敢有一點偷懶。

  但在鉆研和細致方面,“他還是比他父親有差距”。

  過往工作中,那些因為反差不強、垂視看不清而被舍棄掉的痕跡,是崔道植的一塊心病。為了增強反差,變“廢”為寶,1994年,60歲的崔道植通過自學,熟練掌握了計算機和PS技術,并應用于痕跡圖像的處理,于是有了1996年獲公安部立項的痕跡圖像處理系統。

  崔道植還發明了用鋁箔膠片提取彈頭膛線痕跡。在崔英濱和大兒子崔成濱的制圖和設計下,父子三人完成了彈痕展平裝置。在相同的職業領域,崔家父子找到了共同話題。

  頻繁出現場,反復勘查,實驗室里一待十幾天,半夜一個電話隨時就要出差,那些讓他無法理解的父親的曾經,在多年以后竟成了崔英濱的日常。成長歲月里的沖撞與順從,最終神奇地指向了同一個方向——“我漸漸成為了你”。

  “那不是一個瞬間的事情,而是在我多年的工作中逐漸地體會到了他的苦衷。”崔英濱開始漸漸理解父親,理解了童年里那些疏于被關注的情緒和缺少的陪伴。

  “神探”背后是一家人的犧牲

  崔家人的心里有一個始終難以解開的“結”。

  2016年,崔道植的老伴金玉伊被確診為阿爾茲海默癥。講到這里,崔道植哽咽了,崔英濱牙齒緊緊咬住紙巾嗚咽,壓抑著情緒。

  “這是我唯一不能理解父親的地方。”1999年,崔道植辦理了退休手續,但他仍然按時上班下班,保持著退休前的節奏。其間,除黑龍江省內的刑事案件外,鄭州特大持槍殺人案、白銀案等全國的大案要案背后都有崔道植的重要貢獻。

  “退休前,他的主要精力都在實驗室和現場,對家庭,特別是對我母親照顧得不好,老太太年輕的時候經常因為我父親的工作生氣。”母親年輕的時候沒有享受過愛人的陪伴,老了得了這樣的病,崔英濱覺得,父親總歸是有責任的。

  一直想要“報恩”,把自己的一切奉獻給黨和國家的崔道植,過去從沒有想過為了成全他的無私,背后卻是一家人的犧牲。

  崔道植顫抖著端起紙杯喝了口水,努力掩飾著洶涌的情緒。空氣靜止了幾十秒,“我確實對老伴兒關心太少”。

  這是崔道植對過去幾十年虧欠家人的一次反思。去年開始,崔道植陪著老伴兒金玉伊住進了養老公寓。顯微鏡、鋁箔膠片、彈道展平器也一同被搬了過去,“已經不去上班了,部里很理解,不常調我出差”。

  現在他主要通過案發現場傳回的鑒定樣本進行痕跡檢驗。同時還在整理著參與過的案件現場資料,這些寶貴的一手資料將全部免費交給國家。“生老病死的規律在那里,我的時間有限了,留下這些給后來的人一些參考吧”。

  金玉伊的記憶已經破碎,偶爾會想起一些年輕時的事情。一次散步,金玉伊突然唱起了他們以前常會唱的朝鮮族歌曲《沒有門牌號的客棧》,“似箭般的歲月,誰能留住他,還給我的青春吧,我那最可愛最美好的青春”。

  現在,她已經認不得三個孩子,甚至有時連自己的名字都說不上來,唯一記得的是“上省公安廳,找崔道植,搞槍彈檢驗”。

  崔英濱說,母親已經把自己的生命和父親以及他的事業緊緊地捆綁在了一起,“我還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?”

  而對于崔英濱,崔道植更像是一個背影,在追趕父親的路上,這對父子完成了哲學家口中“精神成長的歷程”和“認知不斷迭代升級的過程”,漸漸成為了另一個“你”。

  A10-A11版采寫/新京報記者 姜慧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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